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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钱币文化和钱币管理文化也是五彩缤纷。无论是钱币的材质、铸币的形状、铸币的图案与文字、铸币的技术与轶闻趣事，足够国外的历史学家研究一辈子。在明代以后，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(郑和曾七下西洋，中国的茶叶、瓷器、丝绸畅销世界)，白银成为了主要货币，但明清统治者仍一直停留在原来的货币管理观念上，没有及时对白银进行货币意义上的管理，以致白银长期停留在称量货币阶段。直到光绪年间，在外国银元占领中国货币流通领域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，才开始用机器自铸银元，并企图建立能赶上世界潮流的货币本位制度。
秦汉以后，多数时期的钱币铸造由国家垄断。西汉王朝刚建立时，高祖曾允许民间铸钱，结果越铸越小，有如榆树荚，号称“荚钱”。后来禁止私铸,至文帝五年(公元前175)再次实行自由铸钱政策。这一政策有利于豪强势力的发展，吴王刘濞、大夫邓通都因铸钱而暴富，前者还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祸首。文帝自由铸造政策的失败，常被后世统治者视为前车之鉴。
国家垄断钱币铸造权后，要对钱币的铸造质量进行管理。汉武帝为了保证五铢钱的质量，于元鼎四年(前113)禁止郡国铸钱,集中由上林三官(三机构)铸造。三官钱质量稳定，有效地抑制了盗铸。这种钱被后世看作铸钱不惜铜爱(省)工的典范。以后历代也铸造过许多质量较好的钱，但不一定采取集中铸造的办法，因为这样会增加运输费用。
清代除户部设宝泉局、工部设宝源局铸钱外，还在各省设局铸钱。钱币的重量、成色和式样由朝廷统一规定，也能对质量进行有效的管理。
中国古代钱币贬值屡有发生，大多是出于国家的财政需要。秦始皇统一币制，以铜钱(圆形方孔钱)为全国流通货币，名为“半两”，重如其文。而秦至汉武帝初年，半两钱经多次减重，其实际重量与名义重量已严重背离。汉武帝改铸五铢钱后，以后七百年间成为主要钱币。有些五铢钱也进行了减重。唐以后钱币不再以重为名称，减重也不再表现为实际重量和币面文字的不符，而减重的实质则没有变化。
除钱币减重外，中国古代还铸造不足值大钱或用铁、铅等低值币材铸钱。不足值大钱一般在当十以内，但也有高至当五十、当百、当千、当万的，这种形式比之单纯的钱币减重，其贬值率高出很多倍。王莽在居摄二年(公元7)铸造的“金错刀”,在铜质钱币上错上黄金的“一刀”二字，每枚当五千钱，两枚就可收兑民间黄金一斤(约223克)。贬值越严重,物价上涨程度和民间的盗铸现象也越严重，故都难以长久维持。
为保证钱币质量，历代政府都以禁止盗铸和恶钱流通为钱币质量管理的重要措施。但是在封建社会中，盗铸和恶钱流通很难彻底禁绝，在吏治败坏或社会不稳定时期更难奏效。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，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。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，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：
在中国的汉字中，凡与价值有关的字，大都从“贝”。由此可见，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。铜贝的出现，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。
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，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，即：铲币、刀币、环钱、楚币(爰金、蚁鼻钱)。秦统一中国后，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○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“以秦币同天下之币”，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。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、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，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。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，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。
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，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，如“半两”、“五铢”、“四铢”等等(二十四铢为一两)。
唐高祖武德四年(六二一年)，李渊决心改革币制，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，取“开辟新纪元”之意，统一铸造“开元通宝”钱。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，钱文不书重量，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、元宝的演变。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“民国通宝”。
与此同时，铸造的金、银也一直是流通货币。清代银元一枚(机制银币，库平一两)当铸造的铜钱(一文)一千枚。
